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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不做？”

    我只好笑了笑，反问他：“为什么不？”

    他于是放下杯子站起来，又形成了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：“或许你会因此亡命天涯？”

    “也许吧。”我满不在乎：“难道我还能期望你的好心能把我那傻老哥还给我吗？我总得做点什么。我也只在乎这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听完我故作轻松的话，这个四十二岁的男人一瞬间露出了某种精神恍惚的表情，他点了点头，又若有所思地站立了一会，临走前忽然说：“其实，我让你找的这个……他也许带走了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，我要他把那个人还给我。你明白吗？”

   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有些怪异，又恨却又无奈的样子，几乎要让我以为这个叫亚尔弗莱的美男子是他某个让人头疼的弟兄。

    我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丁玲丁玲的玻璃转门处，独坐了很久，最终在心里默默地下定决心。

    1962年初我与妻子协议离婚，三个月后她再嫁了一个美国期货商，圆满处理完所有事情后我申请调回英国本土工作，一面和安迪洛尔保持联系，一面着手挖掘当年的事实真相。然而越是深入，我就越是震惊——

    企图掩盖这个名叫亚尔弗莱的纳粹党人存在的幕后cao纵者，他的庞大，像一株深埋地底的龙根，越往深追究就越能感受到他那令人战栗的黑影，简直无处不在。

    即使说整个MI5都笼罩在他的阴影下也不夸张。

    由于我对亚尔弗莱的追查，我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。

    1964年我暗中离开英国，化名逃到南非躲避了一段时间。

    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