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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太乐观，恐怕得截肢。”见惯了生死的值班医生一开口就带来一个噩耗，“不截肢的话，重新接上的手术难度极大，并且不排除术后有伤处软组织或血管感染坏死，扩大和蔓延的可能，到时还是得截肢，等于受两重罪。”

    尽管来的路上做了很久的心理预设，听到这番话仍然如同掉进了冰水里。心怀最后一丝希望，段时瑞眼带哀求地颤声问：“医生，真的没其他办法了吗？”

    要是少了一条腿，不但日后行动不便，无法根治的幻肢痛可能会伴随余生，他如何忍心让年近六十的母亲受这种罪。

    值班医生张了张嘴，忽然面露犹豫：“也不知能不能算是办法，只不过……”

    五分钟后，在医院走廊僻静的一隅，段时瑞站在几米外静静地望着南希打电话。

    青年的声音强硬得不由拒绝：“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今晚必须得请到冯教授来亲自cao刀……送礼或者直接送钱……我明白了，用我外公的名义请他过来，态度好一点，先按照我说的做……”

    大概三十分钟后，急救室外面的走廊由远到近地传来凌乱的脚步声，一个五十多岁面容冷峻的男人在几个医务人员的包围下匆匆走来，冯教授一边戴上口罩，一边皱眉聆听随行助手介绍伤情，在步入手术室之前，他用眼角扫了一眼段时瑞和南希：“病人家属在外面等候。”

    红色的手术灯随之亮起，段时瑞双手交握撑着额头，祈祷似的一动不动地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，南希走过去在他身旁坐下，伸出手臂搂住他一边肩膀，轻声安慰着：“一定会没事的。”

    等待结果的感觉宛如跌进一个迟迟